根据《大周刑统》，阿云虽是主动招供，但算不上自首，不可酌情免罪。

论起判罚，肯定是以故意杀人罪为下限，从而判处的绞刑。

不出意外，卷宗打回登州，建议判处绞刑，而非入狱、杖刑，亦或是流放。

本来，要是许遵遵从了刑部的建议，事情也就到此为止。

但不巧的在于，作为重镇知州，正四品官员，许遵正谋划着熙丰七年入刑部，亦或是大理寺任职呢！

卷宗被人打回重审，引起了不少刑部、大理寺的人议论，甚至隐隐都有政敌意欲趁机弹劾，试图说明他断案不专业，不宜擢升。

然后

许遵不干了！

老子是根据先帝敕令判的！

刑部根据《大周刑统》，自是有理有据。

但他许遵，难道就是没有根据就胡乱判罪的人吗？

《嘉祐编敕》，这可是先帝的敕令！

许某依据先帝敕令判罚，你凭什么是说判得有问题？

就此，许遵干脆怒而上奏，一道文书呈递到了大相公江昭的手上。

就这样，这么一道小小案件，引起了庙堂百官的注意。

本来，这也就算了。

无非中书省颁下一道敕令，予以特赦即可。

关键在于，有点不巧！

近来，不少已经退出庙堂、“居江湖之远”的变法反对者，隐隐有死灰复燃的迹象，搞起了“道统之争”。

这些人，试图通过对《诗经》、《尚书》、《礼记》、《周易》、《春秋》、《乐经》六大典籍的诠释与传播，从理论学说上否定变法新政。

总之，就一句话——祖宗之法不可变！

连不可轻变的“轻”字都没了。

反对者不老实，支持者也毫不弱势，以程颢、程颐、苏辙、曾布几人为主，几乎是天天论道，半点不怂。

而事实就是，程颢、程颐、苏辙、曾布几人，单拎出来一位都足以开宗立派，几人一起合力，无疑是打遍天下无敌手的水准。

反对者辩论不过，节节败退。

恰好，《大周刑统》和《嘉祐编敕》的矛盾，让反对者瞅见了机会。

就此，道统之争、敕律之争，合二为一。

所谓律令，也就是国家基本法典——《大周刑统》。

敕令，也即君王，亦或是中书省颁布的暂时性诏令，囊括了司法和庶政两部分。

这本质上就是皇帝和中央权威的体现。

其中，自秦汉至唐初，律令和敕令一旦相违，都是都是以律令为主，律令高于敕令。

自唐初至五代十国，中央集权越来越高，律令、敕令则是隐隐并驾齐驱，乃至于敕令隐隐高于律令。

不过，大周一朝，却是从未有过相关争论，尚未正式决出高低。

此外，治国理政，九成九的政令，其实都是敕令。

这主要是律令不可更改的缘故，变法者唯有以敕令为变法政令的主要载体。

反对者注重敕律之争，主要就是律令几乎不会有任何变更，可谓是典型的“祖宗之法”。

律令是君王亦或是中枢根据治政需求暂定，偏向于“暂时性”。

唯有偶尔的一些已经偏向于可百十年长久执行的敕令，方才有可能被编为编敕，也就是类似于《嘉祐编敕》的形式。

但不论如何，律令就是律令，敕令就是敕令。

阿云案，就此演变为了敕律之争，反对者与支持者的理论之争。

由此，庙堂之上，也就有了关于阿云案的三大辩论：

其一，就是是礼大还是律大？

这一论题，本质上也就是阿云究竟是不是“妻杀夫”。

刑部的人认同许遵的观点，达成了意见一致，但太常寺和礼部的一些人却是不太认同。

主要是从“礼”的角度，阿云的叔父已经受了彩礼，阿云和韦阿大已经到了纳采的地步，构成结亲事实。

就算是阿云尚在服丧，也不影响这一事实在礼教层面被认可。

不过，这一争论水不大。

主要是太常寺和礼部也内讧，不少人还是认为服丧钦定婚事不合礼制在先，纳采在后，两者有一定的先后顺序，许配不合礼制，也不合法。

其二，阿云算不算自首？

这一争论，根据《大周刑统》和《嘉祐编敕》，各执一词，难有分说。

其三，究竟是律令大，还是敕令大？

这是变法支持者和反对者争论的核心点，也是大理寺、刑部和其他司衙的争论核心点，也是道统之争的决胜点。

凡是政令，十之八九都是敕令。

于反对者而言，若是可借机定下律令高于敕令，也即意味着日后的变法政令都得顾忌律令的存在。

就此，反对者也算是有了尚方宝剑，可借此为由，阻挠一些不太认可的政令。

于大理寺和刑部的人而言，自然也是律令更重要。

否则，一旦有了大型案件，上头就来上一道敕令，且置依法办事的大理寺、刑部于何地？

隐形中，大理寺、刑部却是与反对者不谋而合，一起使起了劲。

于道统之争而言，其胜负已经彻底与律敕之争挂钩。

本质上，这就是释经权的争夺。

若是反对变法的大儒赢，就可以律令为尚方宝剑，稳固“祖宗之法不可变”的地位。

若是支持变法的大儒赢，就可以敕令为尚方宝剑，甚至于奉命重新编修、解读四书五经，就此开宗立派。

所谓六经注我，我注六经，莫过如是。

三大论点，争执不断，已有十余日之久。

“啧~！”

江昭拾着文书，摇摇头。

近来，关于庙堂上的争斗，他都是以裁判的角色观望一切，毫无入局的意思。

毕竟，暂理国政，主要就是裁判角色，而非参与者。

不过嘛.

要是实在争论不过，亦或是争论时间太长，江昭也唯有强权打压一波。

自从报纸发行的那一刻起，就注定了舆论是掌握了变法者的手上。

区区大儒，不足为道！

“咦？”

拾着文书，灵光乍现，江昭不禁眯了眯眼睛。

释经权很重要，肯定是要掌握在手中的。

不过，谁释经却是一大难题，恐怕都有争议。

唯有一人例外，质疑声音要小上不少——衍圣公！

专业的事，还得交给专业的人。

江昭望向立于一角的书吏：“三月的经筵讲席，孔圣人的四十七世孙要入京吧？”

“是。”

书吏肯定道：“大相公真是好记性。孔圣人的四十七世孙，名为孔若蒙，也是这一代的衍圣公。”

“这样啊！”

江昭了然点头，莞尔一笑，一副开玩笑的样子：“我还真没见过他。”

“熙丰元年，孔若蒙入京，承袭衍圣公爵位，江某恰好巡视两京一十四路，实为一大憾事啊！”

“就是不知，孔若蒙性子如何，可有师承？”

书吏一怔，意识到什么，连忙道：

“衍圣公年仅二十有七，应是尚未拜师。”

河东路，云州。

中军大营。

一道文书入手，赵策英摇了摇头。

“呵！”

“律令、敕令，自是得以敕令为主！”

“要是江卿不好解决，朕自大胜入京，为他做主撑腰！”

(本章完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