在西返的途中，便有人向秦晋提出了疑问，既然他们在朝邑之战中击败了皇甫恪，为什么不乘胜追击，收复蒲津，彻底平定叛乱呢？他并没有像以往一般耐心的予以解释，朝邑一战哪里是什么胜仗？那分明是皇甫恪主动选择的撤退。就算皇甫恪没撤，龙武军徘徊在崩溃的边缘，神武军一头撞上去，即使胜了也将是惨胜。而惨胜对于他还有意义吗？到时候他拿什么去经略冯翊郡，抵抗叛军？秦晋心下一阵恻然，卢杞的这句话显然意有所指，陈千里在朝邑之战时，领着督战队杀了不少龙武军的军卒，这五千人里少说有半数死在他手里。

皇甫恪叛乱对冯翊郡的影响极为恶劣，据路上收留的逃民所说，朝邑以西到蒲津黄河岸边，几乎已经没有人烟了，百姓们怕战乱波及，又时不时的有传闻，皇甫恪投了安禄山，叛军会由蒲津绕过潼关，直取关中。

秦晋则面无表情的回答：“只要他不与神武军为难，就只做不知，咱们没有多少时间耽搁在内耗中了。”

在经历了长安的种种是非之后，秦晋从中悟到了一个道理。这个世界的罪恶与丑陋是永远都铲不平的，想要成就大事必须得学会分清楚主次，如果每件不平之事都要不自量力的插上一手，到头还回来的只能是处处受敌与焦头烂额。

“平日里看裴敬一副温良恭俭让的模样，想不到也有如此阴损的一面，让陈千里做督战队，摆明了就是要陷他于不以啊！”

“末将以为，周匄说的极有可能是真的。皇甫家在‘厌胜射偶’一案中几乎破家，崔亮一向又与杨国忠亲近，这次奉诏回朝任门下侍郎，没准就有什么见不得人的交易！”

秦晋有些不耐烦的摆了摆手，并没有继续和周匄交流。他岂能看不出来，周匄是打算借自己的手收拾崔亮，打算让神武军给皇甫恪当刀使，看来貌似忠厚的人，不一定真的就忠厚了，尽管也许这个人的本心并不坏，但此人这么做无疑有可能让神武军陷入两难的尴尬之地。

“使君何不乘此机会将龙武军的那些残兵败将一并吞并了？”

说罢，就打发人将周匄押下去。而周匄却犯了急，竟扑通一下跪在了秦晋的面前，激动的说道：

这也许就是古人常说的“君子可欺之以方”。具备这种品质的人，在秦晋原本的那个时代早就绝迹了。因此，秦晋从来都不认为自己是君子，所以和小人妥协也就没有什么不可逾越的心理障碍了。

所以，痛定思痛之下，秦晋自忖绝对再不能犯以前的错误，为了达到终极目标，可以选择与奸佞合作。

但是他也知道，像周匄这种人，如果有些事不想说，就算刀架在脖子上也没用。

究其根源，还是秦晋与这个时代格格不入的未来思维在作祟。他对这片古老大地上的唐王朝有着深深的认同感，然而却天然的没有对王朝君主的忠诚。

秦晋点了点头，卢杞的说法正与他不谋而合。卢杞又出言提醒道：“只是这崔亮和崔安世、崔安国兄弟绝不能容日而语。比起那蠢如猪狗的两兄弟，崔亮简直就是狐狸、豺狼。”

“对陈长史而言，或者反不如死了！”

这种说法显然是讲不通的，因为不但是奸人，就连在秦晋眼中的忠诚同样也不愿与之为伍，这其中的代表人物就是高仙芝。

将近亥时，打扫战场的工作接近尾声，终于有了陈千里的消息，他被从死人堆里刨了出来，万幸的是虽然身上伤口数十处，却没有一处可以致命，只是筋疲力尽又流了不少血，需要将养一段时间。

“说句诛心之言，朝邑之战对使君对神武军倒是件好事呢！”

“这是后话，朝邑小城的百姓已经逃散十之有九，明日一早大军撤离之后，就要将此城付之一炬。咱们人马不够用，不宜分散，必须将所有兵力中起来。”

百姓们或多或少都听说过安禄山叛军在潼关以东的斑斑劣迹，生怕家破人亡，是以竟在三两夜间便携家带口的逃往了冯翊郡的西部，甚至逃窜到了京兆府地界。

只是负责京兆府的地方官生怕朝廷怪罪，又将逃进境内的逃民轰回了冯翊郡。

所以，神武军越靠近同州城，一路上所见的难民就越多。来自东部的逃民东一群西一片，就像集体搬家一样大包小裹，推着小车，与神武军同向而行。

秦晋很奇怪，同一条路，在来的时候几乎没见过多少逃难的队伍，因何仅仅隔了一夜，逃难的百姓就像雨后春笋一样多了起来呢？而且，这些逃难的百姓们也不惧怕他们，甚至还有意的仅仅跟随着神武军，才走了不到二十里，跟着神武军向西行进的逃民数目竟已经与之相当了。

秦晋带着亲随到百姓中询问他们的基本情况，百姓们在听说他就是一军主将之后，竟啧啧连声的夸赞着，英雄出少年。

在这些逃难的百姓身上，秦晋没有看到想象中穷困与木讷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