他组织技术骨干，集中力量对现有蛋白腖生產线进行一项早就计划但一直未实施的、相对稳妥的工艺优化，以此作为“技术革新”和“增產”的成果上报，虽然增幅有限，远未达到“翻番”，但至少是实打实的技术进步。

另一方面，对於那两种新產品，他坚决顶住压力，只批准进行最低限度的文献调研和实验室原理验证，绝不允许任何未经充分论证的放大试验。

他將大部分新增资源（儘管很少）和人力，投入到现有生產的稳定和质量控制上，確保每一批出厂的產品都合格。

为此，他不得不一次次面对部里的催问和不满，不得不一次次在相关的电话会议或简报中，承受“进度迟缓”、“缺乏闯劲”的批评。

终於，在一次部分重点单位跃进情况匯报会上，王建国被点名要求说明“进展缓慢”的原因。

他没有迴避，也没有激烈抗辩，而是再次详细匯报了他们在工艺优化上取得的具体进展，以及在新產品攻关中遇到的实际困难。

他语气诚恳，姿態放得很低，最后甚至做了“检討”：

“我们的工作，距离上级的要求和兄弟单位的先进经验，还有很大差距。主要是我个人的思想还不够解放，在破除迷信、大胆创新方面做得不够，存在求稳怕乱的思想。我们一定加强学习，提高认识，进一步挖掘潜力，爭取早日取得突破性进展。”

这番“检討”，听起来是承认错误，实际上是以退为进，既承认了“不足”，又坚守了底线，还把“差距”归结於客观困难。

会场里鸦雀无声，一些人表情复杂，一些人低头记录。

主持会议的领导皱了皱眉，但没再深究，只是要求他们“加快步伐”。

会后，王建国感到一种深深的疲惫和屈辱。

他从未想过，自己有一天会需要在这样的场合，做这样言不由衷的“检討”。

但他知道，这是必要的代价。

他用个人的“政治不够积极”的微小污点，暂时换取了基地避免陷入全面浮夸和蛮干的可能。

他变得更加沉默，也更加警觉。

他开始有意识地收集和整理所见所闻中那些明显违背科学常识的“卫星”报导，那些因为盲目追求高指標而导致资源浪费、质量下降甚至安全事故的案例。

他把这些材料，连同自己的一些思考和忧虑，用极小的字，写在一种特殊的笔记本上，然后锁进办公室最底层的抽屉。这不是为了告发谁，也不是为了日后证明自己的正確。

这只是一种歷史记录的本能，一种在狂热中保持清醒的自我提醒，也是为將来可能需要的反思，留下一点真实的痕跡。

他知道这很危险，如果被发现，后果不堪设想。

但他觉得，必须有人记住这些，记住在震耳欲聋的口號声背后，那些被忽视的代价和潜在的危机。

他更加频繁地深入实验室和车间，与陈经纬、刘德培等核心技术人员待在一起。

那里是他的“避风港”，也是他信心的源泉。

在烧瓶和试管的世界里，在发酵罐低沉的运行声中，规律依然是规律，数据不会说谎。

他反覆叮嘱他们：“外面再怎么热闹，我们这里，该做的实验要做，该记的数据要记，一丝一毫不能马虎。培养一个合格的菌种需要时间，优化一个工艺参数需要耐心，这些基本功，永远不能丟。现在用不上，將来总有一天会用上。”

陈经纬等人理解他的苦心，也更加埋头於具体的技术工作中。

他们避开那些喧囂的口號，在那一方相对安静的空间里，继续著枯燥而必要的积累。

菌种还在筛选，工艺参数还在一点点调试，虽然缓慢，但扎实。

1958年的夏天，就在这种外热內冷、举步维艰的煎熬中过去。

基地的產量有了一定的提升，但距离“翻番”的指標遥不可及。

新產品攻关停留在纸面和少量的实验室烧瓶阶段。

他们没有放出任何“卫星”，在部里的简报中，他们的名字渐渐被那些“日新月异”、“创造奇蹟”的单位所淹没，显得有些“落伍”和“沉寂”。

王建国知道，自己已经成了某些人眼中的“保守派典型”、“跟不上形势的老顽固”。

郑副部长那边暂时没有进一步的公开动作，但那种无形的压力始终存在。

他不在乎个人的荣辱得失，但他忧心的是这股浮夸之风愈演愈烈，最终会给国家的建设事业带来怎样的伤害。

他看著报纸上那些越来越离谱的“捷报”，听著广播里激昂到失真的声音，心中充满了无力感和深切的忧虑。

科学技术的道路，没有捷径可走。违背规律的热情，最终只能导致资源的浪费和时机的貽误。

而他所能做的，仅仅是在自己负责的这一小块阵地上，儘可能地守住底线，保存实力，等待理性的回归。

王建国站在办公室窗前，望著远处依旧轰鸣的车间，手里捏著一份最新的內部情况通报，上面列举著某些地区因盲目推广“土法”而造成的巨大浪费和產品质量问题，语气委婉，但事实触目惊心。

他轻轻嘆了口气，將通报锁进了那个特殊的抽屉。

路还很长，斗爭远未结束。

他只能像一个孤独的守夜人，在这片被狂热口號照亮的夜晚，紧紧守护著手中那一点微弱的、理性的烛火。

他不知道这烛火能亮多久，但他知道，必须守护下去。这是他作为一个技术工作者，一个经歷了风雨的d员，在时代洪流中，所能做出的，最艰难也最坚定的选择。

……

几日后，部委办公室。

王建国的桌上摊开的《內部生產简报》纸页被吹得微微作响。

简报上的数字和文字，在他眼前浮动，却难以真正进入脑海。

他的思绪，正被另一重更迫近、更具体的忧虑所占据——京城肉联厂那边，可能很快就要来人了。

这种预感並非空穴来风。

几天前，他接到了老厂长吕朝阳一封措辞隱晦但熟悉其风格的电报：“近期或携狗剩、驴蛋、马三等骨干，盼拨冗一晤，请教发展大计。”

“学习”是幌子，“请教发展大计”才是重点。

以吕朝阳的性格和当前“大y进”浪潮下各行各业“大干快上”、干部提拔如火如荼的形势，所谓“发展大计”，十有八九是来討论厂里那几位得力干將——狗剩、驴蛋、马三。

—乃至更多他当年一手带起来的、如今已成长为各车间顶樑柱的老伙计们的晋升问题。

不知不觉间，狗剩已经是屠宰车间一把刀，分解牲畜的手法快、准、净，是厂里当之无愧的技术尖子，带出的徒弟能站满半个车间。

驴蛋当上了动力维修班的头儿，闭著眼睛能听出锅炉哪个阀门有细微漏气，厂里那些老掉牙的机器设备，在他手里总能“延年益寿”。

马三则是跟老刘学了好多，，对温度、湿度的控制有种近乎本能的敏感，后来被王建国调到新组建的罐头车间负责关键的后段杀菌和封装，硬是把合格率提到了行业前列。

还有不少其他人，像负责检疫的老韩，管著下水处理的老赵……

都是跟著他从建厂初期一步步摸爬滚打出来的，是厂里真正懂技术、能顶事的骨干。

按常理，这些人早该提拔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