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273章 军政体系再调整

在本位面，张士诚举义的时间，虽然受到石山的干扰而提前了几个月，但其人的锋芒也完全被横空出世的石山与其红旗营所掩盖。

更致命的是，张周政权的战略发展空间也被牢牢锁死：其东面是茫茫大海，北面的淮安路治所山阳县如同铁钉，久攻不克；西、南两翼，则全是红旗营日益巩固的控制区。

双方这段时日更因富庶的扬州城归属问题，大军云集，紧张对峙。

张士诚虽说已经建国称王，却仅据有五座城池，其“国都”高邮更是与红旗营已经控制的扬州近在咫尺，处境非常艰难，甚至可以说岌岌可危。

因而，当石山派遣胡惟庸出使高邮，展现出愿意搁置争议，携手抗元的诚意后，别无他选的张士诚也只得就驴下坡，迅速派出以司徒李伯升为首，规格极高的使团，乘船溯江而上，赶往江宁。

对于这支来自潜在盟友（亦是潜在对手）的使团，石山在外交礼节上给足了张士诚面子，于百忙之中抽空亲自接见了李伯升一行。

但此番接见，他只展望未来，涉及到红旗营和张周政权携手抗元需要达成的具体协议，石山则命新任礼曹知事夏煜负责，由其会同相关曹司的掾吏，与张周使团慢慢细谈。

双方都面临着元廷反扑的巨大压力，以及内部亟待解决的各种复杂问题，都耽误不起。

尽快解除彼此间的紧张对峙，建立一个哪怕只是短时期内相对稳定的同盟关系，以便能集中精力向其他方向开疆拓土，是双方共同的迫切需求。

这一点，便是谈判得以快速推进的坚实基础。

夏煜出仕红旗营的时间虽短，却以机敏善辩著称，深得石山信任。李伯升则是张士诚麾下重臣，老成干练，此番出使，已得到张士诚充分授权。

两位主持谈判的官员在江宁驿馆内，围绕着一张巨大舆图，展开了激烈的讨论。窗外树影摇曳，蝉鸣聒噪，室内则时而争辩，时而沉默，双方都在为各自势力的每一分利益而绞尽脑汁。

由于双方都耽搁不起，且实力相差实在太大，争论虽然激烈，却只用了一天多的时间，就在相对和谐（至少表面如此）的氛围中，协商达成了如下同盟意向：

其一，红旗营与张周政权彼此承认对方已经实际控制的区域。

这一条款，意味着张周政权正式放弃了对顶在自家国都门口的扬州领土宣称，而红旗营也默许了扬州路被张士诚剜去泰州、如皋两地的既成事实。

李伯升清楚己方没有退路，尤其是可以牵制扬州侧翼的泰州，一旦“让给”红旗营，本国的国都就完全暴露在红旗营兵锋下，这无疑于要了张士诚的性命，“诚王”绝不可能接受。

而夏煜也明白，石元帅当下的战略重心在江南的浙北，不愿在淮东地带与张士诚过多纠缠，维持现状，对集中力量办大事的红旗营更为有利。

其二，任一方针对双方交界区域的任何军事行动，必须提前告知另一方。如若违反，视作背盟。

这一条款，看似对等，实则是对相对弱小的张周政权隐形保护。

毕竟，以红旗营如今的军威，随便出动一个满编卫，就足以牵制张士诚的“全国”兵马，令其不敢妄动。张周政权既然得了红旗营施与的这份“安全保障”，自然需要付出相应的诚意。

夏煜便毫不客气地提出，红旗营即将对扬州路剩余的四座城池——泰兴、通州、海门、崇明州用兵，要求张周方面不得干预，并需撤出结合部兵马，以防大战期间爆发冲突。

这四城的攻略任务仍以镇朔卫为主，且要与红旗营主力在浙北的进度一致。

理论上讲，张周政权还有机会，至少能赶在傅友德攻下泰兴前，尝试攻打通州等地。

但李伯升听着夏煜平静却不容置疑的陈述，心中只剩下苦笑。

他深知“诚王”绝不敢在这个时候，与兵锋正盛的石山正面冲突，加之红旗营水师已牢牢控制长江下游江防，张周政权实质上已无力争夺这江口四城。

尽管心有不甘，李伯升也只能代表张士诚，应下这个近乎最后通牒的附带条件。

其三，红旗营于扬州和高邮交界处的石圩村设立互市。大宗物资交易，须以金银等贵金属结算，或是协商一致后以物易物。首批交易物资的明细，则由双方后续具体协商。

张士诚当下急于扩军备战，最紧缺的便是铁料和成品兵甲，尤其对红旗营在扬州之战中大显神威的“大号碗口铳”眼热不已。

但夏煜的态度非常明确，直接堵死了这条路：

火炮等军国利器，红旗营绝不可能出售；即便是制式刀枪盔甲，因红旗营近段时日正大规模扩军，产能已捉襟见肘，尚需动用库存满足自身需求，更遑论外售。

实际上，军械产能不足，对红旗营而言只是暂时的问题。

在石山的高度重视下，匠作院不断研究推广新技术，并改进管理办法，滁州、怀远、合肥、江宁、句容等地的铜铁矿冶产能已大幅提升，远超元廷控制下的同期水平。

当前真正的瓶颈在于军械制造的产能，随着水力锻锤等简单机械的大规模运用，及梯次培养的工匠学徒逐步出师，这个问题也迟早会得到解决。

而且，在红旗营平定浙北的过程中，收缴了海量地方豪强武装的非制式兵器。

这些武器奇奇怪怪，还良莠不齐，大多不符合红旗营的战术要求，回炉重造又费时费力，正好可以筛选一部分，用来与张士诚交易，换取红旗营当下急需的物资或金银铜钱。

红旗营虽然从建军之后，就不断扩军，到现在已经十余万规模，但石山每个阶段都严格控制军队规模，注重军事和民生的协调发展，防止竭泽而渔。

而张士诚这种近乎饮鸩止渴的疯狂扩军，注定难以持久。

大量青壮脱离农业生产被裹挟入张周军中，本就产粮有限的淮东地区，要不了多久就会陷入粮荒。

到那时，石山早已经拿下整个富庶的浙北产粮区，红旗营对外输出的大宗商品，就会自然而然地从兵器转向粮草。

无论粮食还是铁器，都是乱世之中至关重要的战略物资，就算是盟友，也绝不可能敞开了供应。

实际上，即便石山愿意如此做，张士诚也未必有那个购买能力。

不过，主动向张士诚出售粮食，在石山的规划中，不仅是为了赚取利润，或者团结张士诚这个暂时的盟友，更深层次的目的是为了未来浙北经济的长期稳定。

浙北地区，是蒙元最重要的大粮仓。

在本身供养着庞大脱产人口和军队的前提下，战乱前仍能每年通过漕运向北方输送百万石以上的粮食，在天历二年（公元1329年）更是达到了恐怖的三百五十二万石。

红旗营一旦全取浙北，石山绝不可能再给元廷漕运一颗粮。

但如此巨大的粮食产能一旦被完全释放出来，在满足自身扩军备战的需求后，必然会产生大量盈余。

若不能及时将这些“多余”的粮食投入到流通领域，转化为资金或其他重要物资，就只能任其在仓库中霉烂变质，这无疑会严重打击本地农业生产者的积极性，不利于红旗营的长期稳定统治。

其四，双方定期互派使节，以期增进互信，及时化解可能产生的矛盾。

石山心里非常清楚，自己与张士诚的联盟纯粹是权宜之计，其牢固程度根本不取决于是否互派使节，而完全取决于双方实力的动态对比。

一旦张士诚自觉羽翼丰满，拥有了能与红旗营“扳手腕”的实力，绝不会对背弃盟约有任何心理负担。

此举，主要还是为了暂时稳住这位不安分的邻居，让张士诚能放心大胆地向北面的元廷控制区开拓，但又必须通过种种手段控制其发展速度，避免张周政权成长过快，反过来对红旗营构成威胁。

李伯升行事干练，与红旗营达成盟约意向后，就立即带着协议文本乘快船返回高邮，报请张士诚用印，以使盟约正式生效。

不过，这份盟约对于处于弱势的张周政权而言，利大于弊，以张士诚的见识和魄力，应该不会多做犹豫，基本上只是走个程序而已。

石山之所以不与李伯升细谈，一是体现身份对等，二则是他这段时间的主要精力，放在红旗营新一轮军政调整上。

军事上，石山立足于红旗营势力范围快速扩张，导致防守兵力需求急剧增加的现实，推出了重大调整：在专注于机动作战的各卫战兵之外，新增设“卫戍兵”序列。

卫戍兵没有固定的编制员额，而是根据红旗营势力范围的变化和战局需要，灵活调整所需驻守的城池和兵力数量。

前线最关键的战略节点，仍由战力强悍的各卫战兵驻防，卫戍兵则负责次一级城池守备、要道巡逻以及协助维持地方秩序，不用承担过于艰巨的野战或攻坚任务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