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竟如此之快？爱卿有何良策？”

杨嗣昌目光炯炯，分析道：

“陛下，这便是臣要奏对的第二件事，也是平贼的核心方略。”

“我将其称之为——四正六隅，十面张网！”

“据臣所知，流寇多倚仗马匹，今日在河南，明日便可入湖广。”

“官军尾随追击，往往疲于奔命，难以歼灭其主力。”

“再加上各地督抚权责不一，划地自守，对于跨省剿贼一事，大多都抱着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心态。”

“尤其在多省交界之地，地方官员只求将流寇赶出自己辖区，便万事大吉，从而致使贼寇坐大。”

说着，他微微屈身告罪一声，然后示意一旁的太监将舆图摊开。

他指着舆图，仔细解释道，

“陛下请看，臣打算以陕西、河南、湖广、江北为四个正面。”

“此四地为剿匪主要战场，负责分任剿防，主动出击。”

“再以延绥、山西、山东、应天、江西、广西为隅面，负责协防，拦截贼寇，支援友军。”

“如此，四正主战，六隅协守，构成一张天罗地网！”

“再以严令约束各省巡抚、乃至总督、总理，使其不敢推脱延误，纵贼出入。”

“十面张网，流寇必定无处可逃，只能乖乖束手就擒！”

可以说，杨嗣昌的这个战略构想，听起来确实非常宏大且周密。

但唯一的缺点就是贵，非常贵。

要想拉起这张史无前例的巨网，必须足食然后足兵。

在杨嗣昌的设想里，想要拉动这张网，需要新招募士卒十二万，步七马三。

其中步兵八万四千，骑兵三万六千。

一名步兵每日给饷五分，一年需十八两银子，总共算下来，一年需要饷银一百五十一万二千两。

每一名骑兵连带草料，每日给饷银一钱，一年需饷银三十六两，总共算下来，年需饷银一百二十九万六千两。

两者合计，一年需新增饷银二百八十万八千两！

杨嗣昌还特意强调：

这笔巨款，必须严格落实到总督、总理、各省巡抚头上，垂直管理，不得互相推诿，也不得互相混淆。

如此一来，才能确保这笔钱粮能落到实处，用以养兵练兵，而非落入贪官污吏之手。

从杨嗣昌这番谋划来看，他确实是认真思考过这个问题的，计算精准，方案也力求完美。

但问题来了，这二百多万两巨款，该从何而来？

杨嗣昌自己肯定是没钱的，而崇祯的内帑也不见得有多少，指望王公大臣们捐输，更是难如登天。

归根到底，只能找老百姓征税了。

既然已经开征了“辽饷”，那再多加征一个“剿饷”，也无可厚非吧？

可崇祯对此却有些犹豫不决。

他并非不知道民间疾苦，之前为了平定西北民变，他已经屡次下令加派。

随着朝廷加派越多越多，老百姓对于流寇的称呼，已经悄悄从“贼寇土匪”变成了“义军天兵”。

这一变化，让朱由检深感不安。

踌躇再三，他还是决定将加征一事，交付廷议，让朝臣们各抒己见，希望能找到一个更稳妥的办法。

结果可想而知，朝中上上下下，几乎没什么人赞同加饷。

其中，尤以新任陕西巡抚孙传庭的意见最为激烈，也最有理有据。

孙传庭在奏疏中痛心疾首地指出，剿贼已逾十载，而贼势愈剿愈炽。

其根源何在？

正在于加征不休，驱民从贼。

陕西等地早已是十室九空，幸存者非死即逃，只能投贼谋求生路。

当下人心思乱，最重要的应当是固本培元，休养生息。

只有减轻赋役，才能让百姓看到一线生机，避免争相从贼。

况且，如今各大军镇的兵员早已空虚，就连孙传庭这个陕西巡抚，手上也没几个可用之兵。

所以他只能白手起家，抽调卫军补充，以编练新军。

加征的饷银一旦发出去练兵，日后如果不能长期维持军饷，那这些兵丁岂不是又要跑去从贼？

更何况，练兵非一日之功，而钱却如同流水。

谁又能保证，白的银子撒出去，一定能练出强军，彻底剿灭中原、乃至四川贼寇？

孙传庭的这封奏疏，言辞恳切，直指要害，无疑是对杨嗣昌最有力的反驳。

而朱由检心里也很清楚，自从加征辽响以来，老百姓的日子是一天不如一天。

他只是没良心而已，又不是真的傻。

征税人都死光了，谁还来缴税？

还是孙传庭提出的法子更好，能够可持续性的竭泽而渔。

而对于朝中的反对之声，杨嗣昌也早就有心理准备。

他声称孙传庭等人不识时务，只知道空谈误国。

一派胡言，谁说加征就一定要全部压在小民头上？

天下之财，又岂在升斗小民之手？

那些豪绅富商盘踞地方，整日锦衣玉食，难道就不该为君分忧、为国出力吗？

因此，杨嗣昌也提出了自己的一套解决方案，分别是“因粮、溢地、事例、驿递”。

所谓因粮，就是按照田亩面积加派钱粮，这是大头；

溢地是指，凡是土地超出原有额度的，按照超出部分加征赋税。

事例则是向富户们出售，国子监监生等名额，以筹集钱粮；

驿递是指裁撤各地驿站，将省下来的经费挪用到练兵上。

根据杨嗣昌的估算，通过这几种手段并行，大概能搞到近两百万两银子，勉强可以覆盖新增军费。

同时，为了扩大税基，增加收入，他还把卢象升推行的“因粮输饷”政策给改了。

本来卢象升提出的方法，是按照缴纳地亩，实行累进税制，富户多缴，贫户可以少缴或不缴。

但杨嗣昌觉得这方法太过复杂，豪绅地主还是能通过种种手段偷税漏税，所以他又把税法改了回去。

为了简便高效，他大手一挥，又把税法改了回去，统一按亩征收！

管你是家财万贯的士绅，还是一贫如洗的小农，统统按田亩数，一视同仁地给朝廷缴税！

咋一看，杨嗣昌的考虑没什么大问题。

毕竟上有政策下有对策，只要执行不力，总会被豪绅地主钻空子。

但是他却没想到，在以前，豪绅地主们可能还要装装样子，遮掩遮掩。

可税法改回去后，他们连演都不用演了，直接把赋税一股脑加在了小农头上。

崇祯听了杨嗣昌这套方案，心中隐约觉得有些不妥，孙传庭的警告犹在耳边环绕，但半年平贼又实在太有诱惑力。

就在他权衡利弊之际，杨嗣昌再次站了出来，给了定音一锤。

“陛下！”

“此等刁民，不肯作安安饿殍，效尤奋臂螳螂！”

“他们自寻死路，朝廷又何须过于怜惜？非常之时，当行非常之法！”

“臣愿以身家性命担保，只要陛下允臣之策，只需三个月，臣必能彻底解决中原流寇！”

“待中原事了，只消半年即可平定四川，收复西南失地！”

“若计不能成，臣甘愿伏斧钺之诛！”

杨嗣昌此人，才华是有的，气节和忠心也是有的，他是真的有一颗想挽大明于既倒之心。

在早年担任地方官，他甚至是以“青天大老爷”的形象，出现在百姓面前，做了不少免税减租、惩治贪官的好事。

然而，当他一旦进入权利中枢，什么赈灾，什么安民，统统都丢到了脑后。

在稳固皇权面前，什么都得靠边站！

到了这个时候，就需要天下的老百姓，来“理解”朝廷的苦衷了。

他这个人，可恨就可恨在，他看到老百姓日子过得苦，好意思掩面而泣，却绝不吝啬少征赋税。

一面装模作样的拿出点洒水银子赈灾，一边数以百万计的疯狂征税。

说到底，无非是为了忠君事主，为了维护皇权阶级的利益，不顾百姓死活罢了。

而正所谓不是一家人，不进一家门。

也难怪朱由检会如此宠爱和信赖杨嗣昌了，甚至还曾对其感叹“用卿恨晚！”

听到“三月平贼、六月复地”的口号，朱由检终于坐不住了。

为了早日实现中兴大业，只能再苦一苦百姓了。

至于骂名，朕一肩担之！

就这样，他不顾朝中大臣的强烈反对，毅然下达了诏书：

“流寇延蔓，生民涂炭，不集兵无以平寇，不增赋无以饷兵。”

“勉从廷议，暂累吾民一年，除此腹心大患。”

(本章完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