抵达总公司时已是深夜，但28层的办公室依然灯火通明。

推开会议室的门，几位提前到来同事正在激烈討论著次日的投资策略。

见到陆文琪，一些老同事立刻围了上来：“老陆，阿美莉卡刚公布的cpi数据超预期，市场波动很大，我们正在调整模型参数。”

陆文琪简单的很眾人打个招呼，放下公文包，迅速进入状態：“把数据给我看看。另外，联繫一下纽约分部的同事，我需要他们的一线观察。”

凌晨三点，陆文琪终於合上连想笔记电脑。

站在落地窗前，他望著这座沉睡的城市，思绪万千。

五年前刚入职时的青涩仿佛还在昨日，如今肩上已扛起整个分公司的研究重任。

手机震动起来，是母亲发来的信息：“儿子，记得吃早餐。”

陆文琪眼眶微热，回復道：“妈，我很好，您早点休息。”

第二天清晨，陆文琪的身影又出现在晨会现场。

他沙哑著嗓子分析完市场走势后，突然接到段勇评助理的电话：“段总想请您共进午餐。”

在集团顶楼的餐厅，段勇评亲自为他倒了杯茶：“小陆啊，你最近那篇关於数字经济的研究报告很有见地。”

阳光透过落地窗洒在两人身上，段勇评的目光深邃而温和：“有没有兴趣来总部担任首席经济分析师。”

陆文琪握紧了茶杯，他知道，这或许就是等待已久的机会。

根据夏国证券业协会统计数据显示，去年，国內券商研究人员数量为2000人，同比增加200多人。

具有5年及以上从业经验的人数为600多人，占比37.78%。具有博士及以上学歷人数为200人。

而首席经济学家的位置，国內券商全部加起来只有不到20个。

国內券商研究所较多，在职位设定上並没有形成统一。

一般而言，研究宏观经济的工作职位有宏观研究员、首席宏观、首席经济学家。

首席宏观为研究所设立，而首席经济学家为公司层面设立。

首席经济学家代表公司发声，不仅要求其有扎实的研究能力，而且要求会和市场、媒体沟通。

薪资也是普通研究员的数十倍。

陆文琪才33岁左右，就当上了总公司的首席经济分析师，正是年富力强的时候。

如此同时，距离燕京2300公里以外的香江，清晨六点，杜文明走进位於尖沙咀“刘氏海外金融投资集团”的办公室，开始了一天的工作。

他看见巨大玻璃窗后，海那边的群山缝隙处，淡红色朝霞开始泛出，驱散著天空的黑色。

杜文明刚完成一篇宏观经济报告。

这天，跟隨著全球各时区晨会的时间，他將向全球同事做报告讲解。

燕京时间早上七点，在亚洲区（包括香江、倭国、李家坡、t市等地）晨会上，他將向亚洲的销售讲解这份报告；下午两点，电话拨入伦敦，在欧洲的晨会向欧洲的销售讲解；晚上八点，阿美利卡的晨会上，再讲一遍。

隨后销售把研究报告推向客户，客户如有问题，就会很快从全球各地发邮件、打电话来进行諮询。

约定俗成的规矩是，重要客户一到两小时內必须回復。

去年夏天，杜文明出任顶级外资投行“刘氏海外”首席经济学家一职。

他们宏观经济研究团队规模远小於內地券商，通常顶级投行宏观研究也才两至三人，工作强度颇大。

“比以前在'京西资本'忙多了，工作很多”，在谈及出任首席的感受，他告诉前来採访的记者。

一般而言，他的报告在以下时间点会发出：官方发布宏观经济数据、降息加息等重要政策变动、重大政策会议召开、债务房地產匯率等热点。

在这座118层的高档综合性大楼里，还有摩根史坦利、德意志银行、瑞士信贷等全球顶级金融结构常驻。

外资行服务全球客户，意味著早上六点出现在办公室，以及奔忙的节奏，是这些投行的经济学家们的常態。

夏国的资本市场诞生十来年年，在它10岁时，出现了个別券商仿效外资行设立“首席经济学家”一职，之后迅速在其他金融机构间流传和普及。

首席经济学家成为各机构的代言人和招牌。

一个个经济学家的名字，在媒体的频频曝光中，越来越耳熟能详，同时变得更加有號召力。

各行业研究也隨之分別设立行业首席。

从千万年薪，到几十万年薪巨大的差异背后，是他们的血腥江湖。

《夏国证券业发展报告2001》显示，截至去年底，全国拥有a股证券经纪资格的55家证券公司中，有45家设立了研究所。

其中，有40家研究所开展对机构客户的產品推广及服务工作。

且大部分研究所並未实现盈亏平衡。

这一数字非常惊人，海外一般只有不到20家，且是大型投行才设立研究部门，小投行一般都不做研究。

研究市场的供过於求也造成更恶劣的环境，基金经理只给几分钟让首席经济学家路演，並且態度不佳是常有的事。

在这种生態环境下，买卖双方，如果谁被市场认可度更高，名气更大，谁就相对强势，拥有更大的话语权。

在刚出任首席时，去买方路演，陆文琪总觉得有些吃力，过程不太顺利。

基金经理对於卖方新来的首席，耐心並不太够。

陆文琪遇到过有些年纪不大的基金经理，动輒炫耀手里操盘著多少亿的资金，对他讲的內容不屑一顾。

对陆文琪来说，自尊心受到打击是常有的事。

不过，这样的情况还是小数，毕竟“京西资本”在国內的实力非常强劲。

陆文琪每天十五六个小时在工作，三分之二的时间在出差，平均每个月至少有一次跨洲的国际长途航班，在他很拼的工作状態下，迅速打开局面，得到市场认可。

2000、2001年，陆文琪带领的“京西资本”经济研究团队连续两年被《机构投资者》杂誌评选为亚洲区第一名。

陆文琪的办公室墙上掛著一幅世界地图，上面密密麻麻钉满了红色图钉，每个图钉代表他过去三年踏足过的金融中心。

纽约、伦敦、东京、李家坡这些城市见证了他无数个通宵达旦的夜晚。

此刻他正在网上瀏览《华尔街新闻》，突然注意到一则关於美联储加息的快讯。

“小张，立即召集团队开会。”陆文琪按下內线电话，声音沉稳有力。

十分钟后，十余名分析师齐聚会议室，投影仪上已经调出了最新的经济模型。

“这次加息幅度超出预期，我们需要重新评估对新兴市场的影响。”陆文琪指著屏幕上跳动的数据，眼神锐利如鹰。

与此同时，香江的杜文明正在中环一家米其林餐厅与对冲基金大佬共进午餐。

水晶吊灯下，他从容不迫地分析著人民幣匯率走势，餐巾纸上画出的曲线图让在座的投资人频频点头。

“杜博士，”一位白髮苍苍的基金掌门人举起酒杯，“您上次关於债务风险的预警，让我们避免了至少两亿美刀的损失。”

(本章完)